1.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[幽默小品】

　　有一个网络上的笑话，说一个著名的中央级媒体，向各界人士调查英文单词China(中国）的正确读法。

　　穷人就读为“钱哪？”钱在哪儿啊？。

　　医生就会读为“切哪？”，有癌症，有肿瘤，先切掉哪一块？

　　有钱人就会读为“妾哪？”小三在哪里？

　　强盗就会读为“抢哪？”。

　　小偷就会读为“窃哪？”在哪里偷窃？

　　贫民就会读为“迁哪？”，不是到处要拆迁吗，然后是要临时搬到哪里去？

　　政府就读为“拆哪？”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发音最准确。

　　到处在拆迁，到处是大工地。当然，这是一个过去现象，现在很多其实已经转过来，已经更提升了。我们在武汉有个灵泉寺，我就知道在某一个时期，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，到处搞工地，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烟尘滚滚，所以他们就把阮成发叫做“满城挖”。南京那个季建业也是这样子，把街道上主要的很大的法国梧桐，全部砍掉，然后又重新来挖、重新来搞，等等。这反映了一种民意，把China读成“拆哪？”，大家认为发音最准确。

【新中国经济建设三阶段】

　　其实，新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30年，就是1949年-1979年，我们知道是计划经济；第二个30年，就是1980年-2010年，我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，推动改革开放，特别是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的行动纲领；现在是第三个30年开始不久。

　　第二个30年中，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，GDP成为世界第二。但是，GDP挂帅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：比如说环境污染，比如说贫富分化尖锐的对立，比如说权力腐败等。

【恶搞成语】

　　前两年，也包括去年（经过治理，今年好像好一点了），北京的雾霾很严重，有人就把清华大学的校训“厚德载物，自强不息”就改为“厚德载雾，自强不吸。”但是是雾霾那个“雾”，不呼吸那个“吸”。也有人就会恶搞杜甫的诗句，把“国破山河在”改为“国在山河破”，可见环境污染非常严重了。

　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

　　我们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就特别强调：第一方面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市场起决定作用，就避免了政府的手深度干预微观经济，避免了政府的手深度干预经济社会运行，才能够使资源配置最有效率，正如芝加哥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（芝加哥学派，我比较欣赏的一个是弗里德曼，还有一位就是哈耶克。哈耶克写《通往奴役之路》都有很多真知灼见。）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的一个很通俗的比喻，就是“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，既讲节约，又讲效果；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，只讲节约，不讲效果；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，只讲效果，不讲节约；花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，既不讲效果，又不讲节约”，就很形象地明了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。

　　第二方面：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，而不是私有化。这就超越了左，也超越了右，这个很高明！既要超越传统左派以“国有化”为核心的经济思维，又要超越西方自由主义，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。

【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防止滑人两条危险道路】

　　第一条危险道路是：权力利用民粹主义。比如说所谓的重庆事件，重庆模式。重庆事件的唱红打黑，实际上是黑打。据李庄披露，薄熙来和王立军非法没收的重庆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呀，而实际上交人国库的只有区区的9.3亿元！

　　当时宣传的所谓重庆模式，无非是两板斧。一板斧就砍向过去，借打黑之名把民营企业家，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收归国有；另一板斧就砍向未来，通过土地财政大肆地向银行借钱，给政客来制造辉煌的政绩，为政客的野心铺路，最后连本带利，最终还是要老百胜来还。因此新华社的记者就说，所谓的重庆模式“远看是灯笼，近看是窟薩”。为什么这个模式当时还那么有影响？所谓唱红打黑，还有许多人去吹捧它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有一种民意，有一种不满存在，因为社会长期处在一个贫富分化很对立的状态，很多人心里面不平。每当社会处在这种贫富差距拉大，新旧矛盾交织的时候，社会上最吃香的往往就是民粹主义。民粹主义思潮鼓吹要强化政府权力来加强管制，否定市场化改革，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，甚至于文革时代，唱红歌等等，然后由政府来主导资源配置和收人分配，然后大家平均分配。这个其实是一条死路啊！这个只会导致共同贫穷，绝不可能导致共同富裕，不会有共同富裕。非常值得赞叹的是，2012年底到2013年初，权力交接的前夕，胡温组合表现出非凡的勇气、毅力和大智慧，果断地处理了重庆事件，彻底地堵死了中国走计划经济和“文革”回头路的可能。这个是大功德，非常了不起！

　　我们知道整个经济学，它的开端以《国富论》为标志，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了。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里面就指出：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是，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，去为社会创造价值，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双贏。利用市场这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，来自动地最优化资源配置，让最有能力，最能够把这个资源价值最大化的人来用好资源，这个就是市场的力量。正如芝加哥学派著名的学者哈耶克所强调的：市扬经济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“激励问题”和“信息问题”。

　　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条危险道路是：权力和资本的勾结。比如说，我们看“周永康事件”。周滨和刘汉他们编织的政商网络，遍及多个省份，部分地控制了中石油等等国家的经济命脉，就是权力和资本的勾结。现在，中国经济结构有两个特点：第一个是财富从民间向国家转移，就容易造成国富民穷；第二是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转移，就造成少数人控制大量的财富，而中产阶级不能壮大。社会不是一个稳定的橄榄形，而变成一个哑铃形，当然就容易有不稳定的因素。当大多数人处于一个相对贫穷状态的时候，当社会处于贫富分化的时候，就会导致社会矛盾尖锐。衡量贫富悬殊的标准是基尼系数，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。基尼系数最小是等于0,表示收人分配绝对平均，我们计划经济时代差不多接近于绝对平均了；最大是等于1,表示收人分配绝对不平均。基尼系数超过了0.4，就是为警戒线，而我们国家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.46。

　　当然，很高兴、很庆幸的是，风雨过后是晴天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《决定》，就表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超越了左和右，走在正确的通路上。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，跨越中国历史三峡的这么一个重要时刻（不但地理上的三峡很难通过，事实上我们的发展其实也遇到一个历史三峡），更需要凝聚改革共识：对外讲和平，对内讲和谐。